深入探究德意志文化精髓的日耳曼学
——写给高中生
赵蕾莲
日耳曼学(germanistik)指一切与德语、德语文学和德语国家的历史、哲学、文化、经济、政治、法律等学科的研究、教学和翻译有关的学科。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即便在德国也比较年轻,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中叶。1846年9月19日,大约二百名德国日耳曼学者齐聚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们满怀对德国统一、平等和自由的期盼,希望能以一己之力改变当时德国不尽如人意的诸多地方。在诗人路德维希·乌兰德的提议下,雅各布·格林当选大会主席,后者被公认为日耳曼语言文学学科的创始人。
雅各布·格林当时是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家、法学家、《儿童与家庭童话》的搜集者、《德语词典》和《德语语法》主要编撰者。海涅曾在《自然精灵》中高度赞誉他:“单单一位雅各布·格林为语言学所做的贡献就超过你们(指法国人)自黎塞留以来整个法国科学院为语言学所做的贡献。他的《德语语法》是一部鸿篇巨制,是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在其中,所有日耳曼的民族都提高他们的嗓音,就像巨大的合唱团一样,每个民族都用自己的方言说话。”
在雅各布·格林的倡议下,与会的法学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排除政治和宗教这两个阻碍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最大障碍,集中探讨德语语言、德国法律和德国历史,于是,日耳曼语言文学这个新学科应运而生。雅各布·格林其实想通过文化民族主义推动德国统一大业,文化民族主义依据集体认同,而加强德语语感会有助于形成集体认同。他想象的“统一的”语言形式和科学形式是坦率、灵活、自由的,因为他强调,日耳曼语言文学学科应建立在“单个的个体的肩膀上”,使语言为人们形成“每一种独特性”做准备。他在声明中指出该学科的特点:日耳曼学者发展一种幻想的项目,它灵活敏捷地探究过去,实际上符合现今的要求,而且着眼于未来。他把自己的科学实践当成日耳曼语言文学的理想,希望建立在德语语言基础上的统一能成为德国政治统一的先导。与会的日耳曼学者成为德国统一的先行者。
德国日耳曼语言文学这个学科的创立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性特点,具有较强的政治倾向。这种特点一直影响到纳粹统治时期,单以歌德名著《浮士德》中“浮士德精神”的接受史就可以让我们管中窥豹。从1840年到1870年间,浮士德这个人物被阐释为“德意志精神”的理想形象。人们联系帝国思想,把浮士德当成所谓永恒的德意志本质的象征,而且把其作用当成政治纲领。浮士德形象被理解成典范式形象,被美化成民族神话。1870年到1871年,普军获得普法战争的胜利,俾斯麦建立帝国,德国在技术和工业方面的发展促进了经济腾飞,随后威廉时期帝国主义发展,与社会发展趋势相连,浮士德被演绎成处于上升期的德国中人们狂热崇拜的人物。人们把他提升为民族的理想、德国本质以及德国历史使命意识的化身。在德国纳粹统治期间,“浮士德的进取精神”被歪曲和滥用。人们不经任何道德思考就把暴力行动、相信超人特征宣传为德国生存的精髓。纳粹的意识形态宣传者认为,《浮士德》第二部中浮士德作为殖民者踩着一具具尸体过去的情景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所谓“狭隘的”道德顾虑不应干扰伟大计划的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民众再度回首历史,对“浮士德精神”产生怀疑。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永远不满足的精神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有学者担心,“浮士德精神”会发展成无节制的贪欲。今天的学术界主张,以辩证思维看待浮士德的探索精神:浮士德精神只有保留在合理的范围和程度中,才能永存光辉,不断照耀着人们的思想。
目前,日耳曼语言文学已经发展成一门国际性的、成熟的人文学科,摆脱了创立之初强烈的政治色彩,追求发展多样性,呈现很多跨学科现象,研究批评力求客观公正。国际日耳曼学蓬勃发展,成为国际日耳曼学者探究德意志文化精髓的重要平台。
1918年,北京大学招收首届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标志着中国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的诞生。著名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20世纪初在青岛办学时的学生杨丙辰担任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因此,卫礼贤被誉为中国日耳曼学的鼻祖。中国首届日耳曼学专业的学生有冯至和张威廉两位大师级学者,即后来业内人们所称的“北冯南张”,还有商承祖。国学大师季羡林在30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西语系的日耳曼学专业。中国的日耳曼学还培养了杨业治、张玉书、张黎、叶廷芳、杨武能、顾正祥等中国日耳曼学的佼佼者。他们都为促进中德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德语国家文化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几代日耳曼学者的不懈努力,如今的中国日耳曼学成为蓬勃发展的人文学科。正如国际日耳曼学会主席、同济大学德语系朱建华教授2015年夏在同济大学召开的“国际日耳曼学者大会”上总结概括的那样,目前,“中国的日耳曼学已经融入世界,体现了中国在德语语言、文学、文化的研究与教学方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国际日耳曼学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获得话语权,使得中国在对德、对欧交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日耳曼学是要借助德语学习系统研究德语国家历史、哲学、文化、语言、文学和翻译的人文学科,因此不言而喻的是,学习好德语,打下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是学好本学科的必要前提。在德语语言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借助汉语水平的进一步夯实和提高,日耳曼学专业学生要通过文学、语言学、历史、文化、国情、中德口译和笔译等专业课的学习进一步了解和探究德意志文化的精髓,借鉴德意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教训,最终为推动中德文化普遍而深入的交流做贡献。
迄今为止,中国日耳曼学者翻译并研究了大量德语文学、语言学、文化、历史、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可谓居功至伟,为中国人打开了了解德语国家文化等方面的窗口。日耳曼学者中有冯至、张威廉、董问樵(经济学博士,后从事日耳曼学研究)、杨武能、顾正祥五人获得“联邦德国总统大十字勋章”(bundesverdienstkreuz),张玉书获得德国图宾根大学荣誉博士称号,叶廷芳获得瑞士苏黎世大学荣誉博士称号。日耳曼学者中也涌现越来越多的洪堡学者(即享受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的奖学金者。德国洪堡基金会作为德国顶级的基金会,资助全世界各学科优秀的科学家,世界上许多诺贝尔奖得主是洪堡学者,人文学科研究者获此殊荣者少,日耳曼学者获此荣誉更难能可贵)。中国日耳曼学的青年才俊不乏获得“联邦德国总理奖学金”者,本科毕业后在各自工作领域独当一面者即可申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人文社科的发展。1991年国家社科基金创立以来,国内越来越多的日耳曼学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高水平研究成果日益增多。教育部和各省级项目也成为日耳曼学者研究的重要平台和孵化器。
尽管如此,日耳曼学者仍任重道远,与德国经典哲学著作的翻译成果相比(《马恩全集》除外,《康德全集》《尼采全集》《本雅明全集》《海德格尔全集》等都已出版或在出版计划中),日耳曼学者在德语文学翻译领域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我举个具体例子说明:2000年,孙周兴翻译的海德格尔著作《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带动了国内荷尔德林热,源自荷尔德林诗歌《在可爱的蓝中》的诗句“诗意地栖居”一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青睐的热词,荷尔德林也成为备受中国读者推崇的德国诗人。但遗憾的是,国内迄今仍无《荷尔德林诗歌全集》的中译本问世,仅有冯至、钱春绮、顾正祥、林克、刘皓明、先刚等翻译的部分荷尔德林诗集中译本出版。翻译的滞后不利于国内非日耳曼学者全面了解荷尔德林这位德国伟大诗人。
总之,随着国际日耳曼学的发展,国家在人文社科发展方面资助力度的加大,中国的日耳曼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日耳曼学者可通过学好该学科,探索德意志文化哲学大师和文学大师、音乐大师辈出的奥秘,在扎实的专业知识储备基础上进行专业研究,在中国和德语国家之间架设文化交流的桥梁,成为出类拔萃的文化传授者。
